​儒家的“五经”

儒家的“五经”

儒家经典，首先包括“五经”，“五经”共9本书，即《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周，一般认为即周朝，“易”，历史上认为“易”有三义，一是“变易”，二是“简易”，三是“不易”，即认为“易”虽讲变化，但这变化之“道”却是永恒不变的。《周易》包括易经与易传。《易经》是西周时期将卜筮卦象与有应验的卜辞结合起来的卜筮记录。《易经》草创于殷商、渐成于西周、编定于孔子。《易传》即“十翼”，包括文言、大象、小象、彖、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是春秋直至汉代初年人们研究与阐释易经的十篇文字作品，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周易》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影响深远。许多重要的哲学观念如“阴阳”的观念，即出于《周易》。中国的“取象思维”的思维方式，最早也体现在《周易》一书。《周易》对中国古代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历代文人都熟悉《周易》，他们所著的文章中，往往留有《周易》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印记。

《周易》也具有丰富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在“君子教育”方面，周易有很多论述。《周易》的六十四卦，即六十四篇文章，其中有五十三篇讲到“君子”应该具有怎样的品德，可以把《周易》看做是一部“君子教科书”。

源于《周易》汉语成语，至今仍然经常运用的就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持之以恒、谦谦君子、突如其来、虎视眈眈、反目成仇、立竿见影、殊途同归、文过饰非、乐天知命等等。

《尚书》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有三种版本。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梅赜所献的《尚书》后被称为伪《古文尚书》。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和编本。伪《古文尚书》，按王国维的看法，不可能完全出于伪造，至少也是一个晋代汇集各种残篇的辑佚本。

《尚书》保存了我国上古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历史文献，为后人了解和研究上古历史的文献依据。《尚书》又是政治教科书，通过各篇记载尧舜禹及殷商君臣的言论和政迹，说明其为君、为臣、从谏、纳言、用贤及为政之道的。《尚书》所写的议政场面，君臣之间犹如亲密的兄弟，这让后人神往也让后人感叹不已。司马迁就讲：“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史记•书•乐书》）《尚书》具有民本主义的思想观念，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重要的命题，对后代有深刻的影响。后来许多士人也受到《尚书》政治理想的感召，并且以此批判时政。如中唐时期的韩愈，在其《上宰相第三书》中就写：“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发。”以此为标杆来衡量与批判中唐时期的政治。柳宗元在宪宗即位之初作《贞符》，称帝王“受命不于天”，这也是发挥了《尚书》的思想。《尚书》也是我国最旱的散文集。刘大杰说：“《尚书》是中国最古的历史，也是中国最古的散文”。

在儒家经典中，《尚书》语言是最难懂的。韩愈都说它“佶屈聱牙”。《尚书》语言难懂，除了年代久远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即一些篇章用的是当时的口语。如傅斯年所说：“《周诰》最难懂，又不必是因为它是格外的古，恰恰反面，《周诰》中或者含有甚高的白话成分。”

《尚書》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是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孟子即“言必曰诗书”，因此《尚书》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成语，至今活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中，如下的成语都出自《尚书》：同心同德、有條不紊、有備無患、離心離德、功虧一簣、多才多藝、名山大川、克勤克儉、暴殄天物、明若觀火、玉石俱焚、發號施令、巧言令色、垂拱而治。《尚书》还留下许多名言，如“不矜细行，终累大德”，“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

《诗经》按用途和音乐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大部分是贵族的宫廷正乐，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赋是直陈其事，比是譬喻，兴是“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把风、雅、颂与；赋、比、兴合到一起，称《诗经》“六义”。

《诗经》中的诗歌，本来就是执政者出于政治目的来采集的。《诗经》在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活中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诗经》广泛地应用于政治与外交之中。而后来，《诗经》也被士大夫用来作为约束君王，批评君王不当行为的精神武器。直到唐代白居易作《新乐府》组诗，还模仿汉代《诗经》编排方式，为自己的组诗写有“大序”，每一篇诗歌又有一两句话的“小序”。由此可见白居易约束君王的苦心。诗经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语。这也对君王构成一种心理上的约束，并给意见的诗人以勇气。

《诗经》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孔子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讲，人格的形成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由此中国教育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

《周礼》、《仪礼》和《礼记》统称“三礼”。《周礼》一书，原名《周官》，主要是讲周代的官制。《周官》根据人法天的原则按天地春夏秋冬设置了六大官属，每个官属下辖六十官职，共计三百六十官，符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大数。《周礼》描绘的，是理想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蓝图，涉及到了从国家大政到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大到建国定都，小到餐饮器具，无所不包。《周礼》的核心思想是注重制度建设，注重礼法，记载了古代历史上存在过的制度，也提出了理想的政治制度，对后世政治制度和变法革新起过借鉴作用。北朝西魏宇文泰执政，即以《周礼》为蓝图组织政府机构，并实现授田制。唐玄宗也仿《周礼》制《开元六典》。北宋王安石变法也取法《周礼》，并作《周官新义》。他们都把《周礼》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依据。《周官》设置了六大官属，这种做法一直被沿用下来，直到明清两代，中枢机构的设置还基本承袭《周礼》的六官设立六部。

《仪礼》本名《礼》，是“礼”的本经，成书最早。《仪礼》总共十七篇，是为贵族制定的行为规范，涉及上古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在春秋时期的贵族社会中具有现实意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贵族社会解体了，这些具体的礼节，有许多已经失去了意义。到唐代，士人对这些礼节已不很熟悉。韩愈《读仪礼》：“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即是说，到唐代《仪礼》没有现实意义，只有史料的价值。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时的心得，有对经文的解释，还有一些礼规上的补充。所有这些加起来便成为《礼记》。《礼记》内容广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如下一些部分：《礼运》篇，描绘了大同社会理想。《学记》，这是一篇教育学的专论。《乐记》，是系统、成熟的文艺理论著述。《乐记》深入探讨了艺术的起源问题，提出了“情本说”和“物感论”两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学》与《中庸》两篇，朱熹选取出来与《论语》、《孟子》编在一起，成为《四书》。《四书》对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春秋》中国是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周代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二百四十余年间的历史大事。《春秋》文字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每条不过四十余字。春秋叙事有一个特点：似乎没有任何主观表示，但辞章中暗藏着作者对历史事件或褒或贬的主观态度。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

《春秋》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需要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榖梁赤《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作。《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儒家认为，君王需要认真听取大臣的意见，若能接受大臣的意见，即使是处于危机中也能转危为安，否则轻则遭受损失，重则亡国，或者是惹来杀生之祸。儒家的这一思想，在《左传》中有鲜明的体现。如“烛之武退秦师”，告诉人们，国君只要听取大臣的意见，即能转危为安，謇叔哭师告诉人们，国君不听劝告会有重大损失，宫之奇谏假道说明国君刚愎自用会亡国，晋灵公不君告诉人们国君拒绝接受批评会惹来杀身之祸。《左传》是一部的史学巨著，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古文观止》一书选《左传》最多，达29篇。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其特点是，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有一种独特的历史变易观点，称孔子所作的《春秋》，是将春秋242年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就是“公羊三世”。“公羊三世”说对后代有一定的影响。

《谷梁传》是《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的简称。《谷梁传》具有鲜明的民本主义思想，赞扬这些爱护百姓的君王，批评昏君暴君，认为那些昏君暴主败亡出奔，“民如释重负”。同时，《谷梁传》还强调宗法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