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堂的凄惨结局，只因为有着这样不同于展昭的特质

时间：2023-11-27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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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堂的凄惨结局，只因为有着这样不同于展昭的特质

仗剑一长笑，出门游四方。雄心吞宇宙，侠骨耐风霜。--宋.胡仲弓《侠客》

“侠”对于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甚至可以成其为一种文化，古往今来不光文人墨客向来不吝溢美之词，也深受百姓的喜爱与崇拜。

中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三侠五义》，讲述的是包拯在众位侠义之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以及众侠义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在原文、评书和后来影视作品的演绎侠，这群忠肝义胆的好汉们由江湖走向庙堂的过程似乎天经地义，他们的选择也是理所当然。

该书曾是笔者儿时的最爱，不过而今再读，却有了不一样的体会。

奇怪的展昭和莫名的“五鼠”

南侠展昭是最广为人知的人物，他本来是一个潇洒的侠客，后来受到包拯的感召而转而为官府效力。

这是最普遍的认知，笔者却从原文中看出一丝不对劲：他早有归顺之意。

第三回“金龙寺英雄初救难”中展昭就已经出场，直至二十二回才真正归顺朝廷，其中貌似经历了复杂的思想变迁。

▲最帅的展昭

在第六回中，四勇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误绑包拯，展昭即劝他们四人弃暗投明，为国出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他能奉劝他人，其实意味着自己对于这种生活的向往，归顺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而在包拯成为开封府府尹之后，展昭没有像王朝四人立马投奔，而是暗中做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巧换藏春酒救了烈妇金玉仙，助擒安乐侯庞昱，杀妖道再救包拯。

带着这样的投名状，展昭自然不会受委屈，直接就成为了四品带刀护卫，作为一个专职保镖这显然是“高配”了。更加稀奇的是，展昭居然深知官场与江湖的不同，要说没提前做过功课，笔者是不信的。

天子看至此，不由失声道：“奇哉！奇哉！这哪里是个人，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谁知展爷在高处业已听见，便在房上与圣上叩头。--《三侠五义》

潇洒于天地间的南侠展昭竟然在皇帝面前如同街头卖艺人一般使尽浑身解数，天子随口一句“御猫”，居然被他抓住时机成为了自己的“封号”，被人当成家畜而沾沾自喜，如此拍马屁的手段，在今天也可称之为上上等吧。

自此展昭的江湖习气再不可见，更多是“深思熟虑”后的顾全大局，上班之后兢兢业业，甚至连官场的规矩也没落下，在包拯面前“恭恭敬敬，连连称是”。

真实的展昭正义感满满，目标坚定，动作果敢，是一条好汉，然而他的心机和城府亦不容小觑，无怪乎后来能够屡建奇功。

▲“御猫”和“五鼠”

“五鼠闹东京”起源于白玉堂对于“御猫”压制“五鼠”名号的不满，双方的龙争虎斗暂且按下不表，光谈面对天子的套路，对比展昭的门清，后者的表现有点一言难尽。

话说天子见那徐庆卤莽非常，因问他如何穿山。徐庆道：“只因我……”蒋平在后面悄悄拉他，提拔道：“罪民，罪民。”徐庆听了，方说道：“我罪民在陷空岛连钻十八孔，故此人人叫我罪民穿山鼠。”--《三侠五义.四十九回》

这是“金殿试艺三鼠封官”的场景，无法无天的“鼠”到了天子面前却是一口一句“罪臣”，战战兢兢而不敢抬头。面君的一幕是两个精明人（卢方、蒋平）的精心安排和一条莽汉子（徐庆）的本色演出，通过表现出对皇权的敬畏来展示他们归顺的诚意，而天子对于这些“化外之民”的驯服和恭维是异常受用的。

而小说中三人皆封为六品校尉，没到场的韩彰和白玉堂则“被代表”也接受了收编，后来更是皆大欢喜地效忠于朝廷。所谓五鼠闹东京，表面上是“猫”和“鼠”的争斗，实际上则是五鼠对于“御鼠”封号的渴望。

然而此后，他们到底是“官”还是“侠”呢？也许叫他们“官侠”更加合适吧。

这样的“侠”其实是似侠非侠的，说不是吧，“三侠五义”都是顶天立地并且三观正确的好汉，说是吧，貌似这群在皇权面前唯唯诺诺的“侠”与我们的认知尚有很大的差距，不是吗？

千年回眸，侠之过往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

这是“侠”字的首次出现，法家代表韩非子对儒和侠都没有好感，他认为侠既不是固定的社会阶层，也不是养家糊口的职业，而是社会对这群好勇斗狠、无法无天、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的人的统称，因而在法家打造的国家体系中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侠”之所以能够摆脱“耕战”的宿命，证明他们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这也意味着他们是一群“无国籍人士”：谁都可以招募，也可以拒绝任何招募，他们的灵魂还属于自己。

虽然没有拿到命名权，但“侠”的起源却来自另外一个学派--墨家。

“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子·经上》

“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子·经说上》

这就是所谓的“任侠”了，指凭借权威、勇力或财力等手段扶助弱小，帮助他人。墨家的修行如同苦行僧，他们经常不辞辛劳地出手维护自认为的“正义”，因而也是列国君王咬牙切齿的对象。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焉，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史记.游侠列传》

太史公对“游侠”的描述则偏向于中性，这股不愿接受任何拘束的势力做事从来都是都不管不顾，的确是社会的隐患。但其重承诺、讲义气、轻生死的特质也值得肯定。

总的来说，这是个亦正亦邪的群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群江湖人士。

而电影里经常说：江湖的事情要用江湖的办法来解决。换而言之，侠客们更习惯于用一决生死的意气用事来分出对错，而不是依赖国家机构的判定，更不会主动或被动的将灵魂交给“知己”之外的人，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三侠五义》的“官侠”们是如何抛弃先辈理念和行为方式的呢？

从墨家对的消失看“官侠”的产生

墨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很快就消失了，具体原因不明，笔者从“侠”的后辈们身上做了一些分析。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侠客行》

知道这首诗在赞颂谁吗？跟过半的“侠客诗”一样，主角都是大梁双侠：候赢和朱亥。少年李白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剑客，他好酒而意气用事，“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也许说的就是他自己，这是标准的“游侠”做派。之所以会命运多舛，在于他既想投身庙堂，或者说想如同“大梁二壮士”一般干一票大的，又想着完整保留侠客的洒脱和独立。

虽然很想当官，但也知道玄宗待他如同金丝雀，因而再次流浪，李白也许并不高尚，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独立而骄傲的灵魂。

其实伴随大一统的到来和皇权唯一性的确立，“最佳雇主”的候选人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时，此时因垄断带来的傲慢可想而知。

当单个的“侠”尚且难寻立锥之地时，又何来墨家侠客群体的生存土壤呢？恐怕除了委身合作之外，这个群体不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了吧。

《三侠五义》的逻辑在于，侠士们有的是慕包拯之名而来，有的是受了包拯的感化，包拯在仁宗面前也是极力地保荐这些义士。义士因而转为忠义之士，可以封官受爵，也多了官场的限制，除了义字当头外，还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要忠君。

乱世中百姓往往寄希望于两类人--清官与侠客，《三侠五义》则很自然地将清官与侠客自然地联系到一起，毕竟有了二者的相辅相成，社会才会和谐安定，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天子也高枕无忧了。

《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馀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先生认为小说的是百姓思维定式的投影，他体现的是民众对于侠客群体的幻想，一如明君和清官。而比《水浒》有所不如的是，后者尚可见侠客对于暴政的集体反抗和部分好汉坚决不妥协的精神，前者则唯有三三两两与“清官”的小规模合作了。

很难想象二者描绘的是同一个时代，之所以有这样的天壤之别，其实在于成书年代的思维方式，可见从元末到晚清的五百余年间，皇权加强带来的影响可谓彰明较着。

侠客的“义”体现在外就是除暴安良，劫富济贫和为朋友兄弟两肋插刀，朝廷的职责也在于安定百姓，惩恶扬善，从这一点上看侠客与朝廷有着安定社会的共同职责。但“侠客”的精神绝非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所必需，因而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竞争的关系，甚至是相互抗衡的。比如朝廷可能会因为满足权力集团的利益而去损害百姓的利益，而侠客就会在此时挺身而出保护百姓的利益。

因此，朝廷总归还是忌惮这些侠士们的，而一个精明的朝廷会积极吸收接纳这股力量为自己所用，让这些侠士的所作所为能够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由此，就出现了现在所说的“官侠”。

书中最接近“侠”的人物：“锦毛鼠”白玉堂

白玉堂是书中刻画最好的侠士形象，总体来说可爱可恨可悲可叹。

“少年华美，气宇不凡，为人阴险狠毒，却好行侠仗义，就是行事刻毒。”

这是书中对白玉堂的一个总体评价，大抵正负各半吧。

▲白玉堂剧照

白玉堂第一次出现是在十三回中，与展昭在苗家对分金。白玉堂使了个调虎离山之计拿走了银子，可见其机警聪明；“好狠玉堂，又将妇人削去双耳”，如此伤及无辜，又可见行事之刻毒；赴京路上义助有志有德的寒门书生颜查散，可见其本性；在皇宫内苑中杀了意欲谋害忠良的总管太监郭安，又在忠烈祠内题诗，足见其担当；偷三宝将展昭骗至陷空岛，又可见其意气用事，毕竟少年英雄，难免心高气傲，同时这也体现了他的真性情吧。

说来，白玉堂这个看似心智不成熟的“侠”其实是这个群体的本来面目，也可称之为率性，比如因为单方面认定“御猫”的称号使“五鼠”减色而视展昭为大仇人，定要大闹东京，“让天子也知道白玉堂的大名”。

由此可知，白玉堂心中同样在乎来自皇权的肯定，而并非一味的斗气，之所以说他更像个侠客，在于其行为和思维还有着浓厚的江湖习气，以及专属于“任侠”的圭臬。

他是一个好闯的人，这是侠客的专利，一旦投身官府就只能做一个本分的探案者，有些地方是去不得的，这显然不是白玉堂的性格。胡适先生读《三侠五义》中对他极为激赏，哪怕他有“骄傲、狠毒、好胜、轻举妄动”这许多缺点，却也恰恰因为如此而成为了可信的侠义英雄，而非包拯那样“全德一样的天神”。